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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總部一般從事的是決策、管理、研發、營銷等知識型勞動，具有占地面積小，單位面積的增加值、稅收、就業等指標高，產出貢獻大的特點，企業總部聚集發展，尤其是總部經濟聚集區的形成，提高了中心城區經濟的集約性，有利于城市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在總部經濟模式下，大城市不具備資源優勢的生產制造環節大量遷離，使得中心城區突破了土地、能源、水等常規資源的約束。同時，企業總部在聚集區內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區的優勢資源，使城市戰略資源進一步聚集，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總部經濟聚集區不僅依托于城市的戰略資源，各種企業總部的集聚本身就形成了新的戰略資源，這些都使得總部經濟聚集區成為城市經濟的制高點，主要體現在企業密度大、單位面積產生的GDP和稅收大大高于其他地區等方面。比如，北京商務中心區（CBD）面積不足4平方公里，僅僅是朝陽區面積的1%，卻承擔了朝陽區稅收的1/5，利用外資的1/4，有27家外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入駐CBD，全球500強有110家在CBD設有分支機構。

總部經濟聚集區還具有明顯的勞動就業效應和消費帶動效應。首先，總部經濟本身的發展能夠帶動所在區域勞動就業總量的提升和就業結構的改善。總部經濟聚集區的形成，為所在區域提供了大量高技術就業崗位，促使高端人才向該區域流動，如東京新宿就集中了30多萬高素質就業人口。一方面，各類企業總部及其管理、營銷、研發等高端職能部門為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業崗位，雇傭大量管理、營銷和科研等高素質專業人才，總部經濟聚集區成為所在城市不斷吸納高知識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總部經濟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帶動了圍繞企業總部經營活動的相關產業的就業。如圍繞企業總部的需求，帶動了金融、會計、信息、中介、咨詢、法律、會展等現代服務業和住宅、交通、教育、餐飲等城市消費產業的發展，這些服務行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較制造業更強，從而增加了更多服務業的勞動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城市的就業結構。

其次，總部經濟聚集區對于所在城市的消費也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企業總部的商務活動、研發活動及保障商務活動、研發活動所必需的各種配套消費；二是企業總部高級白領的個人生活消費，包括居住、購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閑娛樂等消費活動。

總之，總部經濟聚集區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聚集區，它不僅和一般產業聚集區一樣，具有規模效應、溢出效應，同時，還透過各種乘數效應，擴大了這種影響，因此才能在較小的區域內，形成巨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了明顯的GDP和稅收貢獻，也擴大和提升了城市就業和消費的規模和層次，成為拉動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隨著現代城市的不斷發展，城市空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心城區制造業不斷遷離，造成城市的空心化，城市產業更替與產業接續方興未艾。各類企業總部在城市的特定區域聚集并形成總部經濟聚集區，一方面發揮了中心城區的戰略資源優勢，促進了制造業向高端環節升級和延伸，提升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現代服務業需求，填補了制造業遷出后中心城區的產業空白，并且在聚集區內戰略資源的支撐下，大大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集群化發展。

傳統制造業的產業升級主要是指生產型企業的經營重心由利潤較低的生產制造環節轉向產品研發設計、原料采購、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等高端環節。制造業生產加工環節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勞動、土地資源的密集性，使得它在中心城區的發展受到巨大的約束，同時生產加工環節所需要的普通技術工人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使得生產制造工廠的外遷具有可行性，因此制造業的生產環節在成本驅動下遷往資源、土地和普通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城市郊區和工業區，而其總部等價值鏈和功能鏈的高端環節則在中心城區不斷聚集，尤其是向總部經濟聚集區集聚。這些總部的聚集，又使不同業態的人才、知識、技術乃至資本得以共享，并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又進一步促使其他企業進入聚集區，從而提升產品的性能、強化企業的客戶管理和流程管理、提高企業的技術能力，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種戰略資源，實現企業經營重心向價值鏈高端環節的轉移，從而實現產業優化升級。

中心城區的產業升級從廣義上講，應當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功能及其功能區劃定后，不同功能區依據資源稟賦的產業定位得以實現。中心城區由于其戰略資源豐富，最適合建成總部經濟聚集區，而總部經濟的發展則對現代服務業產生了巨大的需求（見圖7），這一方面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另一方面，由于總部經濟聚集區的集聚效應，使得現代服務業走向了集群化，這種集群化不僅表現為金融服務、科技服務、信息服務、中介咨詢等行業的簡單集聚，更表現為現代服務業與總部經濟的互動發展，進而實現二者的雙贏。例如，紐約的曼哈頓以華爾街為中心形成金融帶，是大銀行、金融、保險等公司的聚集地；以第五大道為中心的商業區，則云集了世界頂級品牌和娛樂、餐飲等商業服務業。

總部經濟聚集區內大量現代服務業企業的集聚，不僅提升了總部經濟聚集區的發展層次和整體服務水平，而且這些現代服務企業自身也獲得了良好的發展。隨著產業內部分工的不斷深化，許多企業總部的一些非核心業務甚至核心業務都逐步外包給一些專業的生產性服務企業。比如，國家開發銀行將其IT系統整體外包服務外包，是指企業將信息系統構架、應用管理和業務流程優化等業務，發包給本企業以外的服務提供者，以降低成本、優化產業鏈、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按照服務內容，服務外包可分為信息技術外包（ITO）和業務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術外包占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約60%。給惠普公司，實現了其IT業務的整體外包，這樣就使它能專心于核心業務的拓展及服務質量的提高。因此，總部經濟聚集區不僅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集聚，提升了服務業的產業結構，而且有利于形成總部經濟與現代服務業互動共贏發展的格局。

總部經濟聚集區歸根結底是一種創新性集群隨著產業集聚對技術創新和非技術創新的作用越來越大，創新政策研究中逐漸用創新集群（innovative cluster）來替代產業集群，集群在這里用作科技政策或創新政策的術語。實際上，所謂創新集群，是區別于低成本的產業集群（即低端集群）而言的，是指創新性的產業集群或基于創新的產業集群。聚集區內大量企業總部及決策、研發、營銷、結算等價值鏈高端功能環節的聚集，不僅帶來了豐富的高素質人才和創新知識源創新知識資源可分為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和緘默知識（tacit knowledge）。顯性知識又稱編碼化知識（codified knowledge），可以比較容易地整理、編碼，具有單一的含義和內容。緘默知識是很難編碼、隱含的知識，它往往被偶然發現，并且這種知識不能和個人、社會及地域背景輕易地分開。，而且由于企業總部之間高效率的互動，能夠形成強大的知識溢出效應，在企業家精神和總部經濟聚集區內豐富的戰略資源的催化下，這種效應能夠轉變成強大的創新能力，降低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進而推動區域創新體系的完善和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根據熊彼得的研究，創新主要分為技術創新、工藝創新、市場創新、資源創新和管理創新等五種方式，總部經濟聚集區從不同方面，以其獨有的高端性為這些創新方式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首先，總部經濟聚集區為技術和工藝創新提供動力。在產業集群內，一些龍頭企業的研發和創新具有巨大的示范效應。而在總部經濟聚集區內，這種示范效應不僅促使本行業的提升，還通過聚集區內的“網絡范式”和企業總部的乘數效應，實現了技術和工藝創新在不同行業間的整合，由此產生的技術擴散、成本節約和效益的提升，能夠促使聚集區內的企業總部不斷創新，在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背景下，這種創新的動力更加強勁。

其次，總部經濟聚集區為市場、資源和管理創新提供肥沃的土壤。現代產業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不斷走向融合，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革命及其強大的滲透力，打破了不同產業的邊界，使不同產業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融合產業產業融合有多種定義，較為流行的說法是：美國學者Greenstein和Khanna從產業變動的角度認為，產業融合是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日本學者植草益從動因的角度，把產業融合定義為通過技術革新和放寬限制來降低行業間壁壘，加強各行業企業間的競爭合作關系；歐洲委員會的綠皮書(green paper)認為，產業融合是指“產業聯盟和合并、技術網絡平臺、市場等三個角度的重合”。。在總部經濟聚集區內，產業融合的趨勢則更為明顯，這種融合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邊緣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市場，如機械仿生、電子商務、網絡銀行等，都是新興的邊緣產業，同時電子商務的交易平臺等也是一種新興的資源。由信息技術對傳統行業的流程管理改造，如ERP系統等，則帶來了管理的革命。這些創新只有在總部經濟尤其是聚集區透過企業總部間的業務、技術、人才等資源的互動和共享才能更容易實現。

總部經濟聚集區作為城市的制高點，其空間的短缺是無法避免的瓶頸，因此世界上絕大多數聚集區都采用了高層建筑的方式，發展樓宇經濟，并因此伴生了很多城市地標。例如上海浦東新區，其高層建筑的高度和數量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數，這不僅代表了城市建設的水平，也是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標。

總部經濟聚集區還具有特殊的品牌效應。區域品牌的構成主要包括3個要素，一是具有鮮明的以地理特征、資源優勢、人文歷史淵源、自然風貌為底蘊的區域特性；二是具有代表一定產品屬性、利益、價值觀念、個性和文化的品牌內涵；三是區域內特定產業、產品所具有的生產規模、市場占有率、技術和質量水平、產業內部分工合作程度等，應當與其品牌的影響力匹配，即具備相當的產業實力。

總部經濟聚集區的特征與區域品牌的構成要素是相吻合的，首先聚集區具有鮮明的總部企業空間聚集的特征，它的區域特性、建筑風格、地標等都成為一種標識；其次，總部經濟聚集區價值觀念和文化構成了品牌的內涵；最后，伴生總部經濟聚集區的知識型、創意型經濟高度發達，以現代服務業為主要業態的聚集區使其影響力獲得巨大的提升。同時，區域品牌的形成具有明顯的集群依賴性和時間依賴性，總部經濟聚集區作為產業集群的高級形態，成為區域品牌最重要的載體。

我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我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問題也日益突出，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數據，我國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已經達到0.48，超過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城鄉差距在30年的改革開放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拉大；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區域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見圖10），從人均GDP看，2007年我國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9703元/人，中部地區約為東部地區的51%，西部地區僅為東部地區的44%。

總部經濟是一種基于區域間發展水平和資源差異，以企業為載體、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區域間合作模式。它為不同區域找到合作的切入點和利益的共同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一條新思路。總部經濟聚集區作為企業總部的云集之地，為“總部-制造基地”的模式提供了最為重要的產業、資本和技術基礎，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價值鏈高端，更推動了價值鏈低端的提升。一方面，企業總部通過業務和服務的外包與承接不斷拓展本行業的內涵，進一步提升總部價值；另一方面，還透過技術、工藝、流程的改造提升制造加工的水平，使價值鏈的低端部分也融入價值鏈，為提升傳統制造加工業和推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條具有現實意義的道路。

地方稅收分成要分兩種情況予以討論，第一種是同質地區間的稅收分成，第二種是行政級別較高的地區與行政級別較低的地區的稅收分成。

首先，同質地區的競爭是一種非合作博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所面對的總部資源的去留主要取決于哪個地區的稅收返還或獎勵較高。面臨這種決策約束，地區間的博弈策略理所當然地選擇盡最大可能地降低實際稅率，在一個極端的情況下，這個博弈必將成為“零和博弈”，即兩個地區對該總部資源的實際稅率均為“零”，因此，地方間的稅收博弈變成了“中性”的策略，即這種稅收競爭對于能否爭取到總部資源沒有任何作用，總部資源的選址策略并未受到任何影響，同時它卻享受到了兩個地區的零稅率。要改變這個博弈過程，就要使博弈的性質改變或者推翻博弈過程。如果我們要將博弈的性質改變，那么可以使該博弈的假設條件發生松動或變化，比如，我們將“同質地區”變為“差異化地區”，這種差異化的實現手段是多樣的，可以選擇產業定位的差異、環境的差異、文化的差異等，一旦“同質地區”實現了差異化，則整個博弈過程就發生了改變，總部資源會根據差異選擇適合的地區，同時，不同地區也因此獲得了特殊定位所帶來的范圍經濟；如果我們要將博弈推翻，則應改變博弈的性質，即把非合作博弈變為合作博弈，即建立地區間的稅收分成議價機制，如果兩個地區都采取中性的稅收策略，即都沒有任何稅收優惠，那么總部資源的選址與零稅收下的策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結果，這個博弈無論是否合作，即只要地區間采取相同的稅收策略，則無論策略如何，總部資源的選址都是一樣的。但是，顯然在議價機制的基礎上建立的合作博弈，使得兩個地區都沒有因招商策略而損失任何稅收。

其次，“總部-生產基地”模式的縱向稅收競爭，這種博弈遠比第一種博弈復雜得多。在橫向稅收競爭中，由于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因此最終博弈的結果是要么均衡稅率較低，要么均衡稅率不變，而在縱向稅收競爭中，總部資源只會在該行政區域內流動，即要么從行政級別低的區域到級別高的區域，要么反過來流動，但無論怎樣流動，都不會離開該行政區域，因此這里的總部資源實質上是不可流動的，在這一條件的假設下，級別高的區域在給定一個分成比例的前提下，級別低的區域稅收必然減少，假設它的政府職責并未因此相應的減少，那么它必然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實際稅率，比如通過各種名目進行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甚至亂收費。因此，這種稅收競爭的均衡稅率往往是越來越高，最終破壞該行政區域的投資環境。如果通過稅收分成議價機制，修正這個博弈，那么就有可能使均衡稅率接近或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個議價機制的關鍵在于“生產基地”剝離到級別較低的區域時，稅收的遷入比例及兌現方式，遷入比例應以遷入地為接納“生產基地”而提供的土地、資源、基礎設施等各種投入為計提的參考，而兌現方式應當現期兌現，這是由我國的官員考核制度所決定的，在一任官員的任期內，應當將稅收按一定比例計入遷入地，以實現該地官員的考核需求，盡量減少遷入地的抵觸。

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是總部經濟聚集區聚集“人氣”并保持持久活力的重要因素。在國外商務區開發建設中出現的夜晚“死城”現象歸根到底是因其功能設計僅僅注重了辦公，忽略了商業和娛樂等綜合功能。而成功的案例也恰恰是因其有效地實現了聚集區應有的復合功能。總部經濟聚集區的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周邊大型居住社區的形成。

完善總部經濟聚集區的各項配套設施，首先，要明確總部經濟聚集區所應具備的基本功能。總部經濟聚集區作為城市經濟的制高點或某類產業發展的聚集地，它應當具備商務辦公、商業、居住和娛樂休閑、文化傳播等多元功能，其中核心的功能是商務辦公。其次，在總部經濟聚集區建設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協調各種功能占地的比例，既要為聚集區匯聚必要的人氣、積淀必要的文化底蘊，也不能沖淡其商務辦公的核心功能。最后，在商務樓宇開發建設中，預留一定空間，為今后聚集區的轉型與升級留下回旋余地，寧缺毋濫，改變以往“占地填空”式的短視行為，在拿不準方向、擺不正地位的時候，寧可暫緩開發建設，也不可重復建設或胡亂開發。總之，總部經濟聚集區的開發建設，尤其是其功能的體現，需要本著“統籌考慮、預留空間、比例協調”的原則扎實、協調的推進。

不少地區在引進總部資源方面大多予以非常優惠的政策，如對入駐的企業總部給予稅收減免、財政獎勵等。總的來看，這種招商方式在短期內能夠起到一定的成效，利用相應的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企業總部入駐。但從長期看，單純依靠政策優惠的招商發展方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無助于提高企業總部的根植性，較易出現“引進來，留不住”的現象，一旦其他地區的優惠額度更大，則企業必定遷離該聚集區，轉投他處。現代企業的競爭更加突出對產業鏈的整合與控制，總部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正是對產業鏈的強勁控制力。因此，企業總部入駐總部經濟聚集區考慮的首要因素是，該地區是否具有相應完善的產業基礎和配套服務。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具備一定技術力量的產業基礎以及相對完善的配套服務等，都能夠給企業總部的發展提供廣闊產業腹地和產業鏈延伸空間，為提升企業在該區域的根植性提供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建設總部經濟聚集區、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的過程中，要注意立足本地區的產業基礎，選擇具有產業基礎比較優勢的企業總部為發展重點，以實現產業基礎與企業總部所屬領域的耦合，這是提高企業總部根植性和歸屬感的關鍵。這樣，也有助于提升總部經濟聚集區的區域品牌和價值，形成區域特色產業文化，從而提升入駐企業的核心價值，使企業品牌的擴張與區域品牌的塑造實現互動發展，進一步增強總部經濟聚集區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輻射力。